赵彦春教授以自己的翻译实践为例，解释了“道”为什么要翻译成Word,而不是Way或Tao，《三字经》为什么要翻译成押韵而且英文单词数量和中文字数量一致，《千字文》为什么要翻译成一千个没有重复使用的单词，且句句押韵。赵教授认为，翻译者游走于语言翻译的若干维度之间，只有深刻理解这些维度，才会找到最佳的翻译方案。比如，在尽可能地忠实（原文）与必要地自由（支配）之间（as literal as possible, as free as possible），在文本的声（melopoeia）（phanopoeia） 和 意（logopoeia）的美学层面，文本自足与互文性，等等。而理解这些维度，离不开对形而上学以及形式的思考与把握。
在分析完自己的翻译后，赵教授有引领大家思考翻译本体（translation as ontic entity）问题，认为，翻译不能被简单理解为“解释”，因为“解释”不是翻译本身；也应该拒绝“不可译”（untranslatability），因为它没有解决翻译问题。赵彦春教授总结道，翻译的目的，不仅仅是文本语言形式上的转变（transformation）,更是通过对“形式”的把握而达到的“投胎转世”，即，进入“化境”（transmigration）。赵教授的讲座为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取舍以及判断翻译文本的优劣，开启了方便法门，奠定了理论依据。
